《谏太宗十思疏》是唐朝著名的谏议大夫魏徵，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上书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奏疏；文章中，魏征紧扣“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对这个安邦治国的重要思想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主题在于提醒唐太宗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努力积聚德义；具体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虚心以纳下等十个治国需警醒的要点。
唐太宗登基后，开始一段是较有作为的，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因为他常以隋朝的暴政为戒，不敢过分使用民力；他曾说：“朕每临朝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资治通鉴》卷一〇九三）
可是，到了贞观中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人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加上对外战争年年胜利，边防日益巩固，国威远扬，在一片文治武功的欢呼声中，他渐渐骄奢起来，忘记了“以民为本”，特别是渐渐忘记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开始作威作福起来了。
就从贞观十一年这一年来看，他先下令修了飞仙宫，后来又诏令修建老君庙、宣尼庙；二月巡游洛阳宫，六月巡游明德宫，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又巡游怀州，狩于济源。老百姓为了服徭役，长年不能回家。为此有的大臣向他进谏，如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在上疏中指出：“今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百姓因“供官徭役，道路相继”，“春夏秋冬，略无息时”而“咸有怨言”(《贞观政要》卷十)。他却说：“百姓无事则易骄，劳役则易使”(《新唐书·魏征传》)。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高兴地接受下级的意见了，他在生活上渐渐奢侈的同时，还有些崇尚空谈，不务实际了；这点魏征是看得很清楚的。
贞观十一年，“(炀帝)将行幸不息，(《贞观政要》卷十)，并且照样地“行幸不息”起来。又如要选拨人才，唐太宗说了千百遍，可是没有象样的行动。魏征曾上疏说：“国家思欲进忠良，退不肖，十有余载矣，徒闻其语，不见其人，何哉？盖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贞观政要》卷七)，《十思疏》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其主要内容是：劝谏太宗施仁政、心怀天下、从谏如流、以民为贵，亲贤臣远小人等，去做一个好帝王。《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奏疏的代表作。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思国一作：望国)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