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充分说理的同时，又满溢着充沛的感情，使文章融情于理，情理交融，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第三个特点。魏征对唐太宗是颇有感情的，这不但因为唐太宗具有弃怨用才的宽广胸怀与气度（魏征曾是太宗的政敌），更主要的是他从太宗的身上看到了修仁政、济苍生、达到天下大治的希望，看到了自己为国家大展宏图的前景。当47岁的魏征开始辅佐比他小18岁的太宗的时候，他深感“喜逢知己之主”，因此“思竭其用，知无不言”，而太宗对魏征的谏言也“未尝不欣然纳受”。对唐太宗来说，魏征既是一位犯颜直谏的良臣，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严师。因此，这种亦臣亦师的身份使魏征的奏疏既理正词严，又情真意挚，说理和抒情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表现在本文中也是如此。
自第一段始，说理庄重从容，感情平缓，至“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一句，则感情初起波澜：既有对不“积德”却指望“国安”的断然否定，也有不卑不亢的自谦，更有希望太宗无愧于“明哲”的殷殷期望。而“人君”一句感情则再掀波澜，这一句无异于对太宗的当头棒喝：处在如此高位，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可怕的后果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至第二段，作者似乎从刚才激越的感情中平息下来，以“凡百元首”一句转入对历史教训的论述之中，感情委婉深沉。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推心置腹，是提醒，是规劝，也是警告，不能不令人动容。至末段，在具体提出“十思”的时候，更是感情真挚，语重心长，作者把他所能想到的，把他认为帝王必然遇到或经常遇到而且必须有明确认识并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一一罗列，声声“思”字，如记记重锤，敲打着唐太宗的心灵，也敲击着读者的心灵。而“总此十思”几句则勾画了人君“思”后出现的美好图景，感情又趋于热情奔放。至最后“何必”一句全文戛然而止，我们仿佛看到一个58岁的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不仅仅是作者的感情慢慢趋于平缓，更是他为国家着想，尽了为臣之职以后的释然和安然。因此，作者的感情随说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时而平静和缓，时而委婉深沉，时而又热情奔放。作者或以抒情的语调用含情之笔说理，自始至终让人觉得是从作者肺腑中吐出，亲切入微，如“十思”的阐述；或以形象的语汇用明理之言寄情，紧扣人的心弦，如主旨的提出。
总之，本文理真情切，情与理得到了有机的交融，不仅使情的抒发不失之空泛，更使理化为了一种闪烁着个性色彩的情思，让人刻骨铭心，起到一唱三叹的效果。所以，太宗在阅读了魏征包括本篇在内的四篇奏疏以后，有这样的评语：“诚极忠款，言穷切至。”还称赞魏征“体国情深”。清代的唐德宜在《古文翼》中也说此文“款款而陈，情词肫挚，忠爱之忱，溢于言表”。这些都是对本文具有情理交融这一特点的恰当评价。
谏太宗十思疏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思国一作：望国)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